企业跟政府部门打交道，办事程序简化了、效率提升了、不再遭遇吃拿卡要了，企业一门心思谋发展，“亲”“清”政商关系的“新生态”已在杭州逐渐形成。

“亲”从何来？来自于政府职能的转变，强化政府作为市场服务者、作为“店小二”的角色；“清”从何来？来自于简政放权，以减权限权促源头反腐，以权力“瘦身”为廉政“强身”。“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正是营造“亲”“清”新型政商关系的源头活水。

说到简政放权，不少人会记得去年4月的一次座谈会上，财经作家吴晓波当面向李克强总理直言：“有宁波企业家一半时间用来做生意，一半时间用来与政府部门打交道。”无独有偶，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中国120个城市竞争力排行榜，杭州高居“金牌城市”第一位，而上海、北京则排在“银牌城市”之列。当时就有人做了一个有趣的对比：上海企业平均每年有60天要花在与政府打交道上，而杭州的企业只有8天。企业跟政府打交道每年要60天甚至高达半年之久，如此耳鬓厮磨、亲密无间，却恰恰是“世界上最远的距离”。

究其源，办事程序繁琐是其一，政府部门职责不明、推诿扯皮，甚至故意刁难以从中牟利是其二。政府管得越多，权力寻租空间就越大；相反，企业生存空间就越小、市场活力就越少。所以在今年5月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李克强总理痛切指出，烦苛管制必然导致停滞与贫困，简约治理则带来繁荣与富裕。总理给简政放权定下了三条标准：一要看改革后企业申请开办的时间压缩了多少；二要看投资项目审批提速了多少；三要看群众办事方便了多少。

放管服改革实质是政府自我革命，要削手中的权、去部门的利、割自己的肉。割自己的肉是很疼的，多半也是不情愿的，所以权力清单、责任清单才是必须的，减少审批环节、放开市场准入才是必须的，全面清理各种行业准入证、生产许可证和职业资格证才是必须的。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加法”，纠正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越位”行为，压缩官员“权力寻租”的空间，如此才能“亲”不逾矩，“清”不远疏。

欣见杭州在努力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的工作上卓有成效，但同时也要清楚认识到简政放权仍任重道远——市场准入仍待进一步开放，政策执行中“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现象仍待进一步消除，一些政府部门为民营企业办事效率仍待进一步提高。我们要继续把“放管服”改革作为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内容，加大“放”的力度，强化“管”的能力，提升“服”的水平，为企业“松绑”，为群众“解绊”，为市场“腾位”，更好地为实现杭州高起点上新发展，培育创新动能、激发创新活力、拓展更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