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办理电信网络诈骗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当前电信诈骗肆虐的大背景下,《意见》的出台吸引了媒体和公众关注的目光。

    网络电信诈骗恶贯满盈,人人喊打。在这种情况下,司法机关再不出手,就会变成民意迁怒的对象。而《意见》无疑是对民意、民声的积极回应,体现了司法机关司法为民的责任意识。

    通观意见全文,还是有不少亮点的。比如,规定了对受害人造成严重影响可以成为从重处罚的具体情节；对数额较大、巨大、特别巨大规定得更详细具体；对刑法条文中有关诈骗罪的“其他严重情节”进行了量化、具体化的规定等等。

    《意见》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明确提出了网络电信诈骗上下游的关联犯罪问题。所谓关联犯罪就是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与网络电信诈骗犯罪之间的直接关系。办过网络电信诈骗案件的民警都知道,那些打电话、发短信、拿着银行卡去取现的犯罪活动的具体实施者,在整个网络电信诈骗犯罪链条中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根本起不到什么关键作用,抓他们对打击网络电信诈骗意义不大,他们是整个犯罪产业链的下游。真正的上游是那些针对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活动。

    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是网络电信诈骗滋生的土壤。可以说,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犯罪活动猖獗,从源头上助推了网络电信诈骗犯罪的高发。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犯罪要么就是通过收买政府或企业的内鬼来实施,要么就是通过黑客或黑客软件来实施,这些人才是整个网络电信诈骗犯罪活动的重量级人物,打掉他们才能对犯罪活动形成致命打击。

    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意见》把惩处关联性犯罪作为打击网络电信诈骗的重要内容,显然是有了“上医治未病”的眼光。

    如果说《意见》有什么不足之处的话,那就是在管辖问题上没敢动大手术。《意见》中用了不小的篇幅来谈管辖的问题,其意在于要破解现在很多网络电信诈骗案件有报案却没有去破案的难题。但是也许是由于《意见》本身的局限性,这种破解的方法依然无法摆脱我们现有的行政管理体制。

    网络电信诈骗案件之所以在几年时间中能够成几何级数地增长,而且还让我们的公安机关破不了案,关键在于此类案件与互联网相伴共生,具有无国界、无疆界的特点。而这一特点与我们当下条条块块的治安管理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种条条块块的体制对传统犯罪是有效的,而对网络犯罪却有点心有余而力不足。

    《意见》在管辖问题上还是遵循了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等这样传统的刑事诉讼管辖模式,看上去让人有一种违和与不适之感。有人说,互联网对世界的改变将是颠覆性的。那么这种颠覆会不会也波及我们的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呢?现在看来也不是不可能,所以我们应该有这种应对的准备和意识。

    就目前看,各地的基层派出所对网络电信诈骗案件的侦破很难发挥大的作用,但是因为派出所直接接受各地群众的报案,所以可以起到信息收集和上报的作用。而这些零散的信息只有汇总到一个更高效、更超脱的办理网络电信诈骗案件的专门机构才是有意义的。

    联系上文中打击网络电信诈骗案件,要打上游、要源头治理的思路,其实对网络电信诈骗案件来讲,无论是犯罪行为发生地,还是犯罪结果发生地都是不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公安机关能够把零散的案件串并起来,形成有效的信息链,从而组织从源头上实施精准、彻底的打击。所以,打击网络电信诈骗需要一个打破地域界线的中枢机构。而要做到这一点显然步子可以再迈得更大一点,想得更远一点。